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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佈局下的改革貸款新使命
　　“五位一體”的制度建設和體制改革，是全會的最大亮點，是黨中央信用貸款的一個大佈局、大戰略
　　文/胡鞍鋼
　　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改革部署。習近平總書結婚記指出，我國改革已經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必須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不失時機深化重要領域改革。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已經取得歷史性的巨大進步，褐藻糖膠為世界所公認，但也一直受到國內外各種質疑。某些西方媒體和學者將中國的經濟改革故意醜化歪曲為“國家資本主義”、“中國特色資本主義”等。
　　國內也有一股否定改革的奇怪說法，如“改革停滯論”、“改革倒退論”、“改革逆轉論”、“中國非市場經濟論”、“國進民退論”等。這些論點是有意無意地將改革進程中不可避免出現的各種問題、矛盾擴大化，以片面性替代全面性，以一點論替代兩點論，以支流替代主流，進而否定中港式飲茶國社會主義政治方向的改革開放。
　　此次全會高度評價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5年來改革開放的成功實踐和偉大成就，“改革開放是黨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的新的偉大革命，是當代中國最鮮明的特色，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黨和人民事業大踏步趕上時代的重要法寶。”
　　正如全會所指出，面對新形勢新任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面深化改革。
　　對中國改革的重要經驗總結
　　全會對35年來的改革開放重要經驗作了歸納和總結。這包括主要四條：
　　一是改革開放的政治方向，即“最重要的是，堅持黨的領導，貫徹黨的基本路線，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始終確保改革正確方向。”
　　事實上，對中國改革開放而言，確定什麼樣的政治方向，走什麼道路是最根本的。誠如毛澤東所言，“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黨的路線正確就有一切，沒有人可以有人，沒有槍可以有槍，沒有政權可以有政權。路線不正確，有了也可以丟掉。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
　　只有政治方向選擇正確，道路走對了，我們才能夠取得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避免顛覆性的錯誤，也避免發生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式的惡性結果。
　　二是改革開放的思想路線，即“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一切從實際出發，總結國內成功做法，借鑒國外有益經驗，勇於推進理論和實踐創新。”
　　顯然，這條思想路線也是逐漸發展起來的，先是鄧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而後就是江澤民、胡錦濤提出的“與時俱進、求真務實”。堅持這一正確的思想路線，我們就比較成功，也能夠不斷成功、持續成功。即使出現問題，能夠避免重大錯誤，也能及時調整小錯誤。
　　三是改革開放的指導思想，即“堅持以人為本，尊重人民主體地位，發揮群眾首創精神，緊緊依靠人民推動改革，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這個指導思想核心的觀點，為下一個十年甚至更長遠的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一個基本的原則，可以說全會決定的落腳點還是以人為本，特別是談到了要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以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當然十年前的改革也決定以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但是這一次是尤為凸顯，更加強調促進社會公平和正義，相對十年前這可以說是一個非常明確的指導思想，也就是說我們不僅要促進經濟更有效率、效益，同時我們也要促進社會公平。
　　四是改革開放的方法論，即“堅持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關係，膽子要大、步子要穩，加強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相結合，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相促進，提高改革決策科學性，廣泛凝聚共識，形成改革合力。”
　　總目標將指導我們相當長的時間
　　全會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它的提法是完善併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它把制度作為一個基本目標；同時，它還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理念，那就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國家的現代化分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另外一種是制度建設，可以說是一個國家基本的條件。
　　這兩個建設的構成，實際上就是基於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是生產關係如何適應生產力的發展，上層建築又如何適應經濟基礎的發展，這是兩維的現代化，一維就是我們所看到的有形的現代化；另一維作為無形的現代化，這個現代化是典型的國家公共產品，因為它給我們提供的產品，就像空氣一樣，你可能看不見它，摸不著它，但是你隨時需要它。
　　從這個角度來看，全會不僅提出了國家現代化，即我們說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還提出了國家制度現代化，這體現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是一個重大創新，這使得我們對什麼是現代化、如何實現現代化有了新的認識。
　　因此，全會提出的新的現代化的概念，是比較長遠的，而且它特別提到了，這個現代化要使我們的改革更加註重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從而加快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其中也包括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這就使我們對以後的發展目標更加清晰。
　　黨中央除了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也特別提出了2020年的目標。到2020年，要在重要領域、關鍵環節的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範、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的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應當說，這個設想實際上是鄧小平同志在20多年前南方談話時提出的，他當時的設想是30年。
　　這反映了什麼呢？這反映了我們所說的國家制度建設和體制改革確實是一個摸著石頭過河和頂層設計相結合試錯的過程，確實需要經歷其自身的發展邏輯和發展階段，從低級到中級，再到比較高級，最後到高級，在演替的過程之中不斷創新、不斷試錯、不斷調整，從而一步一步走到2020年的這一目標。
　　“五位一體”的制度建設與體制改革
　　“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詞是“全面”。何謂“全面”？“全面”就體現在全會提出的“五位一體”的制度建設和體制改革，這就包括經濟制度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政治制度建設與政治體制改革，文化制度建設與文化體制改革，社會制度建設與社會體制改革，以及生態文明制度建設和生態體制改革。所謂制度建設，就是“立”，不斷的完善和發展各項制度；所謂體制改革，就是“破”，就是不斷破除各類體制中的弊端。
　　無論是“五位一體”的制度建設和體制改革，還是中央建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都釋放了強烈的改革信號。
　　“五位一體”的制度設計，應該說是全會的最大亮點。這就與十八大報告所提出的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總體佈局形成了相互支撐的關係。客觀地說，制度建設與體制改革為實現“五位一體”這樣一個大目標提供了制度保障、體制保障和機制保障。
　　這就是黨中央的一個大佈局、大戰略。何為戰略？毛澤東曾指出：“戰略問題是研究戰爭全局的規律性的東西。”如何把握中國現代化全局規律性的東西呢？我們黨的認識也是不斷豐富、不斷從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這裡體現在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毛澤東提出的“四個現代化”；80年代鄧小平提出的“三步走”；進入21世紀以後，黨的十六大提出的“三位一體”大佈局：即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政治建設和政治體制改革、文化建設和文化體制改革；黨的十七大提出的“四位一體”大佈局，還包括了社會建設和社會體制改革；黨的十八大更加完整地提出了“五位一體”的總體佈局。
　　此外，除了“五位一體”的制度建設和體制改革以外，此次三中全會還首次涉及到了軍隊體制改革，這是很重要的一個特色。當然，80年代經濟體制改革決定的時候，實際上提到過軍隊體制改革，但是是由中央軍委研究討論來決定，並沒有放到整個中央的決定之中。
　　為了實現全面深化改革，這次中央全會作出了一個十分重要的制度安排，即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負責改革總體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
　　可以回顧一下過去35年的改革進程。80年代初，由於我們要搞經濟體制改革，所以就成立了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一般都是由國務院總理來親自領導。到了90年代，就變為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相當於一個部級單位了。進入21世紀以後，就將國家發展和計劃委員會改為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了。
　　而這一次改革不再僅僅停留在經濟體制改革，因此成立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由黨中央親自來統籌、設計，在全國、全黨、各地中推進改革。應當說，這樣的一個制度安排，在體制上有助於保證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有力推進。
　　經改重頭戲的亮點和創新點
　　“五位一體”的制度建設和體制改革提出了各自的目標，而經濟體制改革仍是重頭戲。
　　首先，在經濟體制改革這一節里，對我國基本經濟制度作了一個很重要的界定。眾所周知，從90年代以後，黨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以及十八大，都提出了要建立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綜合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這是中國經濟的一個創新點。在這次全會中，它被界定為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基。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就是對這樣一個創新的制度給予首肯，而且還會進一步推動。
　　全會還特別談到了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提出“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混合所有制經濟是由中國國情所決定的。1949年的《共同綱領》，根據中國當時的國情，就提出過五種經濟成分，當然後來搞了計劃經濟，又搞了國家國有化，就變成兩種經濟成分了，即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經濟。到了文革時期，基本上就是兩種比較單一的公有制經濟了。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實際上顯示了它自身發展的差異性、多樣性和多樣化。隨著政策的演變，逐漸形成和發展為典型的混合經濟，其中包括外資企業、個體工商戶、私營企業、股份制等多種形式。這裡包括股份合作制、有限責任公司、港澳投資企業、外資投資企業等，其中外資投資企業又分為獨資企業、合資企業、控股企業等，所以說它越來越混合化了。
　　90年代後期，全世界失業人口是1億人，現在達到2億人。恰恰中國在過去十幾年時間里，僅城鎮新增就業人數就超過1.2億人，如果不是中國創造大量就業的話，今天世界就不是2億失業人口，而是3億。
　　目前，吸納3億多城鎮就業人口比重最大的實際上是私營企業。在改革開放初期，幾乎沒有什麼個體工商戶，更談不上私營企業，當時全民所有制企業、機構、單位占到70%以上，城鎮集體占到不足30%。中國作為“東方巨人”，不僅要有兩條腿，還要有更好的混合經濟，這樣才能為我們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既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理性選擇，也是必然選擇。
　　其次，此次全會決定中有一個地方作了很重要的修改。黨的十四大報告中曾這麼規定：我們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發揮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為什麼是基礎性作用？當時，江澤民同志在十四屆三中全會上有一個解釋，“我們現在剛剛搞市場經濟，市場的發育程度還不夠。”而這次全會提的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從基礎性作用到決定性作用，原因何在？
　　中國市場經濟發展的20年，我們稱之為“制度創新時代”，這一時期是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時期。到目前為止，我國有95%的商品和服務完全由市場競爭供求關係決定。這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將推動我們建立一個更加龐大和統一的全國性市場。
　　決定中特別強調了被我稱之為是“消費者主權論”的提法。以往我們搞計劃經濟也好，或是向市場經濟轉型也好，基本上是生產者主權論，消費者始終沒有成為真正的上帝。這次全會決定中特別提到，要讓消費者自由選擇、自由消費，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的現代市場體系。怎樣進一步發展這一點非常重要。
　　當然，我們強調市場的決定性作用並不等於承認市場是萬能的。在這屆全會的決定中，不僅提到了市場這一“看不見的手”，也提到了科學的宏觀調控和有效的政府治理這一“看得見的手”。這也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要使得這個“看得見的手”為人民服務，成為為公眾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的“服務之手”。
　　比如，如果能給企業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就能降低企業的外部成本；如果能夠提供良好的投資環境，就等於降低企業投資的風險及不確定性。特別是在當下許多城市被霧霾籠罩、環境污染現象依然存在的情況下，如果地方拼命去吸引那些污染大的企業就有問題。因此，就需要“看得見的手”來提供一些指導，使得企業能夠既實現自己的企業目標，也不違背當地的社會目標。
　　在這個決定中，特別談到了要建設法治政府、服務型政府，也談到了要健全宏觀調控體系，全面正確地履行政府職能。這體現了中國的改革本身的一個性質，那就是自我改革、自我創新、自我完善。從全世界的範圍來看，沒有一個國家的政府宣佈說要改我自己，即使美國也一樣。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主張政府要當“看得見的手”，要通過不斷的改革，“看得見的預算”、“看得見的績效”，使它真正成為公共服務之手。□(本文摘自作者近期對三中全會解讀的內容)
（編輯：SN054）